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行业的支柱，其经营状况几乎可以作为国内金融经济的晴雨表。4000多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约80万亿总市值，上市银行就以1%的数量占了1/8的市值。且银行业以其天然优势独占上游，可以说是金融行业当之无愧的“寡头”。

然而，随着2014年3月国内首例违约的公募债券——“11超日债” 本息无法按时兑付，国内信贷行业迎来了一次集中的，以过剩产能为代表的“违约潮”。接下去的几年，伴随着违约潮的传递以及信贷的收缩，政策上“去产能、去杠杆”，全行业的中小民营企业也发生大面积违约。

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房住不炒”的概念后，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来增信的传统信贷行业也间接地被打击，中小房企资金链断裂，失去银行业输血的房地产行业却继续“上游断水”（严查各类金融机构输血房地产），“下游被堵”（各地限购、限贷持续加码）。严监管带来的自然是银行业数据的惨淡，违约造成的不良贷款成了银行业发展的巨大包袱，更别提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带来的再一次的全行业打击。

全行业的收缩体现到商业银行业的萎靡，在我们想象中应该更严重，但从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来看，虽然不良率和不良余额确有提升，但直觉总让人觉得并未完全显示真实情况，包括业内也不断有风闻称“真实不良至少是公布数据的十倍以上”。为了证实想法，笔者特地花了一些时间，整理了2015年一季度至2021年一季度共25个季度的商业银行业信用风险指标，通过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穿透的来看国内商业银行信贷的真实现状。

一、基本数据平稳上升，不良因子显眼但并未触及红线

从25个季度看几个关键数据：

1、贷款余额从70.44万亿增长到154.6万亿，增长率119.5%，季度复合增长率3.32%，年度复合增长率14%；

2、不良贷款余额从9825亿增长到27883亿，增长率183.8%，季度复合增长率4.43%，年度复合增长率18.96%，不良贷款率25个季度平均值1.77%；

3、贷款余额的季度增加平均值（每一季贷款余额减去上一季贷款余额，所得值求算术平均）为35067.9亿，不良贷款季度增加平均值752.4亿。

贷款余额从70.44万亿增长到154.6万亿，增长率119.5%

不良贷款余额从9825亿增长到27883亿，不良贷款率25个季度平均值1.77%

从关键数据可以得到几个明显的结论：

1、2015至2021年，不良贷款增速明显快于贷款新增速度；

2、不良贷款率最高1.96%，在2020年3季度末达到，逼近2%红线；

3、不良贷款余额从1万亿到2万亿用了14个季度，到3万亿的时间大概率在11-12个季度，比1到2万亿时间明显缩短。虽然看似不良增加的速度在变快，但这相对35.75万亿（14个季度的贷款余额增量）和46.04万亿（10个季度的贷款余额增量）来比较的话，相当于到达第三个万亿不良比到达第二个万亿不良时间只缩短了14%，即2万亿到3万亿的贷款规模增长基本在30%以上，但速度并没有加快30%，而是14%，说明不良相对新增贷款的速度的产生是变慢的，即贷款质量在变高，或者说不良的处置去化在加快。

这几个结论是数据很明显的表象，不良余额的持续增加但不良率的平稳，很多人会归因于贷款余额（不良率计算的分母）的变大，相应的稀释作用稳定了不良率，使之一直稳定在红线以下。

但，真实情况的确如此吗？

2015至2021年，不良贷款增速明显快于贷款新增速度

二、穿透基本数据，发现数据与现象之间的矛盾

再对上述数据做进一步穿透处理，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再结合业务实际，我们可以发现几个耐人寻味的矛盾点：

不良率25个季度均值1.77%，但新增不良率（不良余额增量/新增贷款余额）季度均值2.2%。因为表格中的差额代表着“净差额”，即相当于，每个季度的增量贷款中都有2.2%会转化为不良，既然如此，为何不良率永远在2%以下呢？如果说这是因为加大分母，那么保持均值1.77%不良率，相当于每产生一笔不良，要对应不良金额56倍的分母增加，才能保持不良率的持平。这与新增贷款增量的实际是远远不符的。

再换个角度验证。前面的关键数据中，贷款余额的季度增加平均值为35067.9亿，不良贷款季度增加平均值752.4亿。752.4/35067.9约为2.15%，与2.2%相差无几，两个数据路径得到几乎一致的结论：哪怕是依照官方数据的结论，不良率也绝对在2%红线以上。

2、不良余额增长速度相对贷款新增速度放缓，但贷款质量并未提高，处置速度并未加快。

前面通过关键数据得出“不良的增长速度实际是在减慢”，但不良的减慢我们从实际业务角度出发，只能有三种可能：

一是放贷质量变高。这一点我们首先排除，因为上面的数据已经证明，总有2.2%的贷款是沉淀为不良的，如果贷款质量变高，此值应低于平均不良率1.77%。而且不良贷款余额的复合季度增长率4.43%也远高于新增贷款的复合增长率3.32%。

二是不良的处置速度变快，这里的处置我们特指核销和贷款通过维权手段实现清收（如催收现金，债务和解，担保品变现等）。先看核销，核销消耗贷款拨备覆盖，但数据显示3%的拨备覆盖未减反升，为减少的原因要么是央行提高了坏账拨备，使得消耗量和提高量动态平衡，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不仅没有公开信息，且这对银行利润侵蚀极大，所以只能是拨备并未大面积使用。再看银行自主清收，能成为不良的违约贷款能通过清收途径实现回款的凤毛麟角，基本都是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担保品价值实现债务回款。而2015年以来，线上司法拍卖基本可以做到全覆盖，线上数据不难统计，法拍资产的季度成交金额一般不过百亿，这相对于万亿级别的不良，显然也是杯水车薪。

这样看来不良的处置速度变快也是一个伪命题。

所以，究其原因，最后只能是另类处置。我们快餐型的放贷思路造就了快餐型的处置思路，因为直接将资产负债表内的不良贷款移出不良科目是最快的“处置”。对应的实操手段有很多，批量打包转让债权，提高违约容忍度，新增贷款用以置换存量不良。几个手段中，债权转让根据各个持牌AMC公司的公开收购数据，全行业的年均债权收购规模不过千亿，针对万亿级别的市场，终究还是没法解决问题。且债权收购本质上其实还是一种转贷，是交易驱动型的资本密集行业，试问有哪个机构能够有如此资本，源源不断的消化商业银行形成的信贷窟窿呢。

简单分析，不难得出结论：正是大量利用新增贷款来置换存量不良，才会出现如此数据，不仅拨备没有大量消耗，也没有大面积市场化抛售债权，新增不良/新增贷款永远高于不良率，却能够让不良的产生速度相对新增贷款速度变慢。

3、利润相对贷款规模无增长，17万亿低息资金用于转化低效贷款

可以进一步从利润角度，佐证银行的不良去化逻辑正是用新增贷款置换存量不良。

2015-2020年的商业银行净利润分别为15926、16490、17477、18302、19932、19392万元。数据简单处理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一是利润/贷款余额的比例从2015年2.09%一直在下降，2020年这一比例是1.32%。说明商业银行通过增加贷款量能够提高的利润越来越少了。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原因是净息差从2015年的2.54%降至2020年的2.1%。

二是2020年末的贷款余额比2019年末多了17.21万亿，但利润反而减少了540亿。这里的原因肯定有新冠疫情以及银行让利中小企业的原因，但单从净值分析，不论技术手段如何，都是相当于17万亿低息资金用于消化存量不良了。

因此从宏观的净值角度去分析，新增的贷款，相当于央妈直接放水，用转贷的方式，作为不良去化的主要手段。俗称，印钱消化不良。

三、低质信贷资产依然沉淀于体系之中，地方分化严重

笔者又根据各地银保监派出机构的公布数据，统计了2020年的各地银行业不良贷款相关数据，同样发现一些地方差异，但这部分地方差异，基本在意料之内：

1、传统的经济活跃区域（北上广深以及其他东部沿海省份），不良率普遍较低；

2、根据银监给出的2020年全国数据，减去有统计数据的区域，可得无统计数据的区域平均不良率在3.81%，远高于红线值2%。

无统计数据的区域平均不良率在3.81%，全国均值1.84%

事实上，通过数据，我们再想想包商、锦州银行的例子，也就不意外了，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家银行只是冰山一角。当然，这些数据我们可以默认为，已经是银行用过“处置工具”后的情况，细思极恐之后就是触目惊心了。

通过数据去摸索信贷行业的缩影仅仅是一个方面，但即使是管中窥豹，就已经是细思极恐。作为违约行业的参与者，笔者深知金融垃圾如同我们生活中的城市垃圾，垃圾处理站是必不可少的城市职能，通过捡垃圾虽不至于发家致富，但也不乏成功案例。但城市的主要生产职能绝对不是垃圾回收处置行业，不然就说明城市的治理出了问题。金融垃圾是经济运作中必不可少但又不可多的资产，个中道理，和我们的生活垃圾回收，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