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负债业务遭遇“三重压力”

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从且改且行走向水到渠成，其间泛起层层“涟漪”，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尤其给商业银行传统的负债经营带来“三重压力”。

首重压力：利差收入由“宽”趋“窄”。这也是目前所有银行“切肤之痛”的压力之一。虽然利率市场化还在路上，但随着存款成本的持续上升，银行的利差收入已日渐收窄。诚如不少行长戏谑：“不要存款，等死；要存款么，找死”。尤其是央行多次放宽存款利率上限以来，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普遍上浮，有些甚至远远高于贷款利率，以致利差快速收窄。有的银行为了保住地位、应付考核，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争相发售理财产品、自营基金等，进一步抬升了成本，压缩了利差。这些银行，实则“赚了面子，输了里子”。最新统计显示，2015年上半年国内16家上市银行中，有13家银行的净利差(NIS)较去年同期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四大行合计下降47个BP(工、农、中、建四行分别下降了9个、15个、14个和9个BP)，这极大地影响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且此趋势还将进一步延续。我们预计，利率市场化后国内银行业存贷利差可能还将下降100个BP左右。应该说，真正的“痛苦”还在后面。当然，这也并非国内特有。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就可以发现，在实际利率资料完整的18个国家和地区中，其利差均呈逐步收窄之势。如美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利差就持续收缩，尤其是自1980年改革中后期以来，利差降势更为明显，到1987年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已降至1.34%的历史最低点，前后大约下降200个BP。东亚地区概莫能外。日本银行平均存贷利差在整个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由最高时的3.15%降至2.33%，减少82个BP；台湾地区银行业更是锐减100个BP。

第二重压力：利率波动由“缓”趋“疾”。如今，已被信用风险纠缠许久而难以脱身的国内银行行长们，又深陷利率波动的“烦恼”。原本相对温和的市场利率逐渐变得“任性”甚至“恣肆”，其波动幅度和频率也不断加剧。我们至今仍对2013年6月发生的那起“钱荒”事件记忆犹新，其时Shibor利率大幅飙升578.4个BP至13.44%，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一度触及30%的历史高点，引发金融市场“强震”。除了市场供求关系造成的系统性波动之外，还有大量局部的、人为的波动。如目前许多沿海发达地区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在选择存款银行时，纷纷采取招标、竞价等方式，从而使利率出现人为波动，银行无所适从、进退维谷，并且这种现象还有从局部向全局、从沿海向内地蔓延之势。又如，尽管当前很多地方已由同业协会牵头建立了“市场利率自律机制”，但个别银行却从一己之利出发，无视公约，喜打“价格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谁自律，谁吃亏；谁违约，谁得利”的悖论。现在回头来看，国外同业也曾遭遇过利率“起伏不定”的“痛苦”。例如，美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中后期，3个月大额可转让存单、3个月欧洲美元存单和联邦基金利率均出现持续波动，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冲击。

第三重压力：市场风险由“隐”趋“显”。唐代诗人张旭有诗云：“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溪畔问渔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在改革初期犹如横跨山溪之上的石桥忽隐忽现，似有似无，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其一定会像水中露出的“石矶”，如岛如屿，“真容”毕现。其一，流动性风险。在利率自由市场上，资金将在各个市场主体间频繁流动，从而使银行存款稳定性下降，流动性管理难度大增。诚如前述，2013年6月的“钱荒事件”亦是一起典型的流动性风险事件，从中可见国内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其二，信用风险。为弥补利差收窄的压力，大多数银行会通过“以量补价”方式增加信贷投放，并选择那些“价高”而风险亦高的客户与项目，进而引发经营风险。如美国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前后的1984年至1991年间，其不良率由3.1%猛增至5.2%。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大抵如此。其中，韩国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后不良率由6%飚升至13%；台湾地区银行业不良率在2002年一度达到11.76%，之后全地区银行集体亏损三年。其三，主体风险。“适者生存”、“强者恒强”是最典型的市场法则和表现。对国内大型银行而言，由于客户基础雄厚、资金实力较强、盈利结构多元、回旋余地较大，故利率市场化对其影响相对较小。相反，那些中小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等机构则可能因过度依赖利差，激发放贷冲动而陷入经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从成熟国家来看，美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的五年内(1987年至1991年)，中小银行大量倒闭。此后，倒闭数量虽有所下降，但趋势仍在延续。据FDIC(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已由1980年的14407家下降到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7283家，2014年末更降至6509家，年均“消失”230余家，其中绝大部分是资产规模1亿美元以下的小银行。日本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的7年间，金融机构破产数量总计达172家。韩国多家存款规模占据优势的储蓄银行也在利率市场化中“销声匿迹”。再从我国已完成利率市场化的台湾地区来看，其在改革过程中也遭遇重创，众多银行接连倒闭，银行数量从53家减至38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些以吸收储蓄存款为主的信用合作机构更是从“风光一时”到“哀鸿遍野”，倒闭了三分之二，由最初的74家锐减至25家。

借鉴：国际同业提供的“三大经验”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走来。”对于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银行负债经营等诸如此类的“烦恼”，与其“唇枪舌战”、无谓争论，还不如更多地运用历史思维和国际视野来思考和审视，以期从中发现规律，看准趋势，找到破题思路与办法。回顾国际金融发展史，不难发现国外先进同业已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方法与经验。

在利率定价上：由“区间定价”向“精确定价”转变。在利率管制时期，国外很多同业主要采用基于基准利率的“区间定价法”。其中，基准利率通常是央行基准利率，也可以是同业拆借利率、国债利率乃至CPI等，银行以其为参照，并根据成本状况和竞争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减若干点数或浮动一定比例，来确定实际执行利率。由于其简便易行，故在利率市场化前得到广泛应用。如今，国内银行业也大多沿袭此法。但在利率逐步放开后，其弊端也日渐暴露，突出表现为基于经验和主观判断的浮动点数或比例缺乏科学性和精细度，常常会导致价格错配。因此，国际先进同业纷纷探寻更为全面、系统、科学的定价方法，并相继提出了“成本利润法”、“边际成本法”、“组合评价法”、“客户贡献法”和“价值基础法”等多种方法，有效提升了存贷款定价能力，适应了利率市场化要求。如花旗银行主要采取“价值基础法”，以在实现客户价值的同时实现银行自身最大收益；美国银行则主要采用“成本利润法”，即通过对各类存款产品的成本和获利能力进行准确分析与核算，并据此进行定价；加拿大道明银行的“客户贡献法”是按照客户月均存款、资金变动频率和交易活跃度等来设计差异化的存款产品，以更加合理、精准地吸纳负债，进而实现成本、收益和客户满意的高度统一。

在风控机制上：由“即期、表内”向“远期、表外”转变。为化解市场化变革带来的高风险，国外同业在利率市场化推进中不断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并相继开发了一系列利率风险衡量和对冲工具。其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侧重于利率风险的计量与评估，代表方法有缺口管理法、久期分析法、VaR(风险价值)法和压力测试等方法。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九十年代相继推出了诸多风险控制与对冲的工具，如利率期货、利率期权、利率互换(亦称掉期)和远期利率协议等利率衍生品，其可以更灵活地对冲远期风险，降低利率波动造成的损失，故已成为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利器”。自2000年以来，由于商业银行所面临利率风险的涉及面趋广、复杂度趋升，故其利率风险管理也呈现出数量化、动态化、全面化等新趋势，强调利用各种更为精确的工具和模型，并辅以适当的交易策略如牛市套利、熊市套利、蝶式套利、跨式期权、异价跨式期权、风险逆转组合、领子期权等，来量化管理和对冲表内外风险。

策略：破解烦恼压力的“三把钥匙”

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是否要存款”、“如何要存款”这些问题，心里无疑就有了“谱”，手里也有了破解烦恼的“钥匙”。

钥匙之一：辩证的思维

2015年年初写过一篇《是前进还是后退——写在利率市场化即将全面来临之际》的金融随笔，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银行对负债的认识不外乎两种“声音”，一种是“舱石论”，其以为存款在任何时候都是商业银行地位、实力和信用的象征，是商业银行的“压舱石”，谁存款多，谁的地位就稳固，谁就能行得更远，所以多多益善，即使成本上升、难度加大，也要寸步不让、寸“款”必争；另一种则是“山芋论”，其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全面到来，银行完全可以通过主动负债而摆脱对客户存款的依赖，其时成本高企的存款亦将成为“烫手的山芋”，故从现在起就无需在存款上投入过多，着力过猛。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简单地说存款始终多多益善，或简单地说存款已如“昨日黄花”，都是片面与错误的。因为前者忽视和扭曲了存款的本质。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终极目的不是为“抢地盘”、“壮声势”，而是为了创造真金白银的效益。如果偏离了这点，所有行为都属于非理性的。若继续迫于考核等各种压力而不计成本地吸收存款，尤其是在负债成本日益高企和存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的大背景下，毫无疑问，谁存款越多，谁就会背负更重的经营压力，很可能输在新一轮竞争的“起跑线上”。同样，后者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为其想当然地将利率市场化等同于负债主动化。实则不然。我们从已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其商业银行负债结构中仍保持了相当比例的被动负债，如目前美国五大行的存款占负债比重大致保持在70%左右。若按这一比例来看，国内四大行还有10%左右的调整空间。因此，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论“要不要存款”，还不如将注意力和焦点集中到“如何要存款”上来。

钥匙之二：科学的方法

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如何要存款”是大有学问和讲究的，涉及到规模、价格和方式等。

就存款规模而言，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要避免掉入规模不经济的陷阱，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把握好“两个先后”的关系。一是“先有需，再筹资”。这不仅是一个国内银行负债业务方法论的重构，更是对多年来银行商业逻辑的“颠覆”。以往，国内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上遵循的是“以存定贷”的商业逻辑，刚刚取消的“存贷比管理”就是最好的例证。毋庸置疑，在利差保护机制下，的确是谁有存款，谁的存款多，谁就能当“老大”，故不论大小银行都有内在的规模冲动，并因此演绎出种种竞争“乱象”。而利率管制打破后，若不能“量出为入”，即首先做好资产端，根据资产业务的需要来合理筹措资金，那么就一定会出现“食而不化”的“浮肿虚胖”现象。所以，在目前的改革“窗口期”，商业银行不妨有意识地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到资产端，适当放缓“追逐”存款的步伐，将负债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以免在利率全面放开初期因价格快速抬升而负重前行、先“输”一着。二是“先算账，再吸存”。在利率全面放开后，若再简单地依靠“价格战”来吸引客户，那就不仅仅是“挣了面子、输了里子”的问题，更严重的还会使自身深陷困境甚至倒闭破产。故商业银行要学会“算账”，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尤其要学会如何利用货币市场供需矛盾和价格波动来赚钱，而不是来者不拒、盲目吸存，让大量资金躺在银行里“睡大觉”。当然，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还要学会正确处理整体需求与局部利益、长远目标与短期收益之间的关系，先算“大账”，再算“小账”；先算“明账”，再算“暗账”，切忌因小失大或顾此失彼。

就利率定价而言，国际同业已有许多非常成熟的方法与模型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国内商业银行可以围绕效益最大化这一目标，结合自身发展战略、经营定位、管理基础和网络渠道及客户结构等，将各种定价方法与模型进行灵活组合运用，或加以吸收、消化后重新建构，逐步提升自主定价能力，力求存贷款利率的最优匹配，最终形成适应市场、超越对手的资产运作能力和核心负债拓展能力。这也是商业银行从现在起就必须抓紧补上的一门“必修课”。

最后，就负债方式而言，商业银行要有利、有节地从被动负债向主动负债转型，改变目前主动负债占比过低、负债结构失衡的状况。伴随国内金融监管制度的成熟和商业银行自身定价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商业银行要更多地运用发行金融债券(次级债)、同业拆入、票据转出、协议存款、大额可转让存单(CD)乃至信贷资产转出回购、债券正回购和境外人民币存单等主动负债工具与手段，不断丰富负债业务品类，着力提升多元负债能力和水平。

钥匙之三：有效的手段

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又酝酿和催生了风险，从而增加了银行经营管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毋庸讳言，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利率风险管理上还只能算是“小学生”，刚刚起步，无论是利率风险的衡量能力，还是管控能力，抑或是对冲能力等都比较弱，远不如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那样熟悉地进行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为此，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和经营预期来选择采取防御型或进取型策略，并视情采用压力测试和缺口管理、久期分析及风险价值(VaR)分析法等来准确衡量自身所面临的利率风险与市场风险，制定相应的风险预警与管控策略。另一方面，要抓住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逐渐成熟之机，探索运用利率互换、利率期货、利率期权和远期利率协议等利率衍生品，以更为精准地对冲利率风险，避免经营损失。也许有很多人会担心，“春潮带雨晚来急”，一些中小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而“零落成泥碾作尘”。其实，我们对此不必过虑。除了已经出台的存款保险制度这一坚实“屏障”之外，即便有中小银行破产，也完全可以通过由大型银行托管或并购来平抑风险、化解危机。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全面利率市场化对国内银行业来说，又是一次决定命运的“大考”。能否在这场考试中“得高分”“拿满分”，关键就取决于我们的勇气、决心和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