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存在着隐形的借贷活动。那些缺乏食物的成员从部落中其他成员处“借入”食物后，待日后狩猎成功，则会向部落中给其出借食物的成员“归还”食物，此时的借贷，表现为物质生活上的相互帮助，通常为一种相互救济，并无生息负债的含义。进入农业社会后，农产品的获得受到气候等条件的影响，农户间的借贷活动亦变得更加频繁，且伴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的明显，有息借贷成为了社会的常态。至此，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借贷”产生，并一直延续至今。

原始社会的经济活动

以实物借贷为主，出现了高利贷

据《周礼》记载：“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其意为凡百姓需要借贷，可与官府相关部门商定给予，然后百姓以生产物即“国服”作息来归还。《管子》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西部有谷物借贷，半年利率高达100%。可见，西周至春秋时期，借贷多以实物为主，且出现了高利贷。战国时期，孟尝君在自己的封邑薛地放债收息，作为奉养三千门客的财源。有一年，薛地歉收，很多人没交利息，他派人催收，仍“得息钱十万”，可见放债的规模之大和利息之高。

管子》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西部有谷物借贷

除贵族外，更多的是富商大贾们以“高利借贷”攫取财富。据《史记·货殖列传》对关中无盐氏的记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可见以取利借贷的“子钱家”之多和“贷子钱”的利息之高，一岁之中，其利息竟高达十倍。高利贷成就了这些富商大贾们对财富的积聚，而他们的财富积聚又反过来推动着高利贷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

史记·货殖列传

以货币借贷为主，借贷主体呈多样化发展

秦汉时期，商业经营活动的范围日渐扩大，商人开始活跃于流通领域，因商业周转的需要催生了大量的借方，以货币借贷为主的民间借贷逐渐成为借贷的主要方式。除商人外，贵族、官僚也普遍涉足借贷活动，加重了对社会底层的盘剥。如宋文帝有个儿子在荆州，用短钱一百借给平民，收回时要偿还最好的白米一石，值一千钱，而且只折成钱收回，不收米，利率高达1000%。且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盛行，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寺庙和僧众也不甘寂寞，“出贷私财”，从中攫取财富。至此，借贷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债务概念，并被写进当时国家的律令，作出了具体的限制和处分。西汉初年的《二月律令》就规定：“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即凡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及朝廷中的官员，敢以高利贷谋取钱财者，给予免官。由此可见，到了秦汉时期，借贷牟利已到了迫使国家不得不通过律令予以限制的地步。

西汉律令

民间借贷融入生活，法律规制日渐完善

唐代《杂令》的“公私以财物出举”，全面规定了有息借贷契约的订立、利息禁制、履行方式、司法救济、质押物处理和保证责任等问题。依《杂令》，国家对有息借贷的“私契”采取了“官不为理”和“官为理”两种态度。所谓“官不为理”，依《杂令》云：“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即国家对有息借贷，无论是官家与私人的契约，还是私人间的契约，国家均不参与或干预其订立或履行过程，而是规定“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即首先以“家资”折抵，其次以“役身”折抵。可见，唐宋时期，国家对有息借贷是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允许民间借贷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国家的不干预、不参与，有两个限定条件：一是最高利息率的限制，即“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二是利息总量的控制，即“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也就是利息总量不得超过本金的意思。宋元时期的法律基本依唐制，在对有息借贷的规制方面未有明显突破。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杂门·出举债负》：“诸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肆厘，积日虽多，不得过壹倍。即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每岁取利不得过伍分，仍不得准折价钱。”即对借贷月利的规定有所降低，年利也有了限制，但仍坚持最高利息总量一本一利的控制原则。元代除月利率有所降低外，其余与唐制大抵相同。唯有不同之处在于规定突破了《唐律疏议》的“负债违契不偿”仅“谓非出举之物”的限制，“负债”已包含了“取利”的出举甚至质举；从救济机制看，有了时效5年的规定，并有了质举从约定的原则，较唐代制度有新发展。

唐律疏议

借贷形式更加多样，管制手段更加完备

至明清时期，借贷形式更加多样，担保信用贷款、预抵押贷款等贷款形式相继产生。民间借贷活动空前活跃，社会再生产、商品流通及城乡人民生活无不与民间借贷息息相关，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因此，国家从立法层面对民间借贷进行了规范和调整，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在借贷主体的法律规制方面，禁止官员在任放贷、禁止内地人对少数民族重利放贷、禁止放贷人强行索贷等。在借贷客体的法律规制方面，借贷客体不得欠债不还和抵押非法物品，中保人不得为重利放贷作保，不得为京债和营债作保。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和规范。然而，法律的执行总会体现出其特殊的时代烙印，由于大清律例并没有严行禁止官员放贷，只是禁止官员不得在任所放贷，法律几乎变成一纸空文，官员放贷变成了一种潮流。法令虽规定了“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苔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然放贷利润丰厚，常有放贷者跨地区放债、违例放债，克剥当地百姓。

古代钱庄

新中国成立后，历经社会主义改造，民间借贷受到国家政权的挤压而几近消失，仅是以个人之间互助友情借贷的形式小范围存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带来的巨大资金需求，民间借贷再次活跃起来，不少城市都出现了私人钱庄，并高息揽储和放贷。其后，虽然我国的正规金融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却一直无法满足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因此获得了较大发展，借贷规模和范围空前。同时，为逃避监管和打击，相当一部分民间借贷还转到“地下”运营。浙江温州方兴钱庄的试办，展现了改革开放后民间借贷兴衰的样本。

方兴钱庄

历朝历代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管制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因其被认为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历朝历代都对民间借贷在立法上予以管制。其措施之一便是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之上限。西汉景帝末年，为限制过高的放债利息，规定放债的最高利息只能到20%。同时，国家对放债所得的利息征收贳贷税，税率为6%。对利息过高或者逃避交税者，不分官民，予以处罚。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下诏规定“天下负举只宜四分取利，官本五分收利”。宋承唐律，以月息四分为最高利率限制。明太祖朱元璋在《大诰》中云：“今后放债，利息不得过三分。”至清代，也明确规定了借款利息不得超过三分，违者会受到刑事处罚。各朝代以规定利率之上限作为管制民间借贷的通行做法。其二是限制利息总额。从北魏时起，法律就禁止“取息过本”。至宋元明清时期，法律均有“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的规定，目的是使民间借贷向良性健康方向发展，不至成为“高利贷”。其三是禁止回利为本，以避免借贷成本滚雪球式增加。唐、明、清律令都对此有禁止性规定。朱元璋说：“如有年月过期，叠算不休”，则要治罪。明朝王守仁在江西所订乡约：“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取息，合依常例，毋得累算，或有贫不能偿，亦宜以理量宽。”此外，汉代曾对放高利贷的本金进行课税。宋代王安石的“青苗法”曾利用财政资金代替富户发放贷款，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尽管管制措施多种多样，但从结果来看，抑制高利贷的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这些措施均未能解决社会资金供不应求的现实问题，且放高利者均为财力雄厚之利益集团，最终使政策落为一纸空文。

历朝历代政府监管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其兴起与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从历史对民间借贷管制的角度看，一味禁止高利贷，宣布高利贷为非法无效并对高利贷者予以严厉打击，或通过设定利率和利息占本金比例之上限等措施，往往难以奏效。民间借贷的规制需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市民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综合确定规制原则，以求民间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推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未来高度繁荣的经济体内，民间剩余资本必然会以借贷的形式迅速积聚，成为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一原动力。这就要求我们一要放松对民间资本投资范围的限制，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国家政策鼓励的行业中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二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防止政府参与民间借贷活动，有效监督民间资本流向，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科学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