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信用报告,关系着个人的金融生活,一旦个人信用报告出现逾期记录,贷款、买车、买房等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不少征信逾期的人就有了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需求。

这一需求让一些不法分子看到了“商机”,借此做起了“征信修复”“征信洗白”的生意。然而,这种所谓的“征信修复”,不仅不能帮这些有不良借款记录的人实现“征信洗白”,还会让他们雪上加霜,在失信之余再增经济损失。

对于这种不法行为,相关部门始终保持严厉打击态势。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重点开展“征信修复”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专项治理对象主要是假借“征信修复”“征信洗白”等名义招摇撞骗,通过虚假宣传、教唆无理申诉、材料造假、恶意投诉等手段骗取钱财或个人信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市场主体。

征信修复都是虚假广告非法宣传

个人征信报告由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是个人金融信用信息的客观记录,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信贷交易信息、非银行信息。征信报告是个人的“经济身份证”,被广泛应用于贷款、信用卡审批等诸多环节。

产生不良征信记录的主要原因是贷款或信用卡没有按时足额还款。不良征信记录过多会影响金融机构对个人信用状况的综合评价,情况严重时会导致贷款、信用卡审批不被通过。一些信息主体为了尽快消除不良征信记录,便“病急乱投医”。

但事实上,该工作人员作出的“征信修复”承诺,根本不可能实现。

征信报告是对个人信用信息真实、客观的记录,任何机构都不能随意修改。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发出提醒,强调“征信修复”不可信。征信领域不存在“征信修复”“征信洗白”的说法,收取一定费用处理“征信修复”、网贷逾期的广告都是虚假广告、非法宣传。

恶意逃废债会让债务人得不偿失

在“征信修复”的套路中,“收取高额费用恶意逃废债”是极为常见的骗局。

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平台涌现大量“反催收”群组和服务,传授利用相关政策拖延还款的新招数。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些“反催收”机构利用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政策,教逾期借款人包装话术、制造假病历、社区隔离证明等,收取高额费用帮助借款人逃避债务。

但这种恶意逃废债的行为,不仅无法帮助债务人实现“征信修复”,反而会让他们越陷越深。

为打击恶意逃废债,强化市场信用约束,相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击恶意逃废债。2021年2月,中国银保监会表态坚决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推动200多家机构接入各类征信系统,加强对“反催收联盟”等违法违规网络群组的治理。辽宁、北京、海南、湖南、广东、山西、甘肃、福建、安徽、广西等地监管部门发布通知,严厉打击金融领域恶意投诉违法犯罪行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要求“健全债务违约处置机制,依法严惩逃废债行为。加强网络借贷领域失信惩戒”。

立法赋予联合治理确定性合法性

近年来,尽管相关治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信用服务领域一些失信问题仍然突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党委书记陈建华指出,目前,不法分子实施征信修复骗局手段不断翻新,跨行业跨领域,已经形成一条集征信修复培训、加盟代理、个人信息售卖于一体的灰色产业链,呈现出专业化、团伙化的倾向,严重干扰正常经济金融秩序,侵害群众财产安全,影响社会安定团结。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显示,征信修复骗局呈蔓延趋势,已有20多个省市发生关于征信修复骗局的诉讼。

陈建华认为,征信修复骗局治理涉及司法、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电信、宣传等多个领域工作,仅依靠单个部门发力无法取得有力成效,需要联合多行业多部门建立协同治理机制,齐抓共管共同整治。

陈建华建议,在建立联合整治征信修复骗局长效机制基础之上,推进征信修复骗局治理的立法工作。对于在具体案件治理中积累形成的实践经验、有益的对策措施、有效的工作机制等,可通过完善立法以法律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赋予征信修复骗局联合治理工作的确定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为推动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认为,征信业发展的目的是帮助经济社会主体确认交易对象的信用状况,为其判断风险提供帮助。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建立征信体系对于识别和监测信用风险,激励借款人按时偿还债务和履约,促进金融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征信法规制度的逐步建立,推动我国征信行业取得重要突破。然而,目前我国征信业最高阶位的法规仍为《征信业管理条例》,缺少一部具有顶层设计功能的基本法,在法律层面尚存在短板。”白鹤祥说。

白鹤祥建议,加紧制定并出台征信法,填补征信业的法律空白,形成“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及配套制度”三位一体的征信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提升征信业法治水平,更好地引领数字经济时代征信业创新,推动征信业现代化,促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