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在12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将每月缩减购债规模由150亿美元扩大至300亿美元，并且在加息问题上，有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官员释放出了“鹰”派信号。与此同时，英国央行在12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率先加息，以应对英国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由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施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的部分发达经济体央行已经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而全球利率水平上升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疫情期间累积起来的债务风险。另外，当前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给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全球经济增速的下滑或将进一步加大高负债经济体的债务压力。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支持经济复苏，以美联储为代表的部分主要经济体央行大幅降息，并且实施了超宽松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在低利率的刺激下，部分国家公共以及私人债务水平节节攀升，全球债务急剧增加。然而，当前，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支持力度正在逐步减弱，全球利率水平上升速度或将加快。若全球利率上行速度快于预期，全球高企的债务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文表示，2020年全球债务大幅上升至226万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的最新数据，全球债务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20年上升28个百分点，达到256％；全球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跃升至创纪录的99％。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债务数额也达到新高。另外，公共债务目前占全球总债务的近40％，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比例。自2007年以来，公共债务的累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两场主要危机——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二是新冠肺炎疫情。

具体而言，IMF提出，由于经济衰退导致收入锐减，财政赤字飙升，并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采取了全面的财政措施，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增长尤其显著。以美国为例，当前美国拜登政府的债务水平仍在持续攀升，债务压力继续增加。当地时间12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将债务上限提高2.5万亿美元的法案，使得美国财政部的借款授权延长至2023年，暂时避免了政府债务违约。事实上，在此次提高债务上限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达到约28.9万亿美元。在历史上，美国国会也多次通过修改债务上限的方式，避免美国政府出现债务违约问题。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实施的多轮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进一步加重了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主要经济体推出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令债务水平大幅增加，这在疫情期间是相对合理的。因为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支持经济生产活动和公共卫生安全。但不可否认的是，债务的快速增加导致了部分经济体的脆弱性，尤其是在当前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流动性逐渐收紧的情况下，债务风险正在加大。

美联储最新公布的点阵图显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加息3次，“鹰”派气息十足，包括美联储理事沃勒、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戴利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姆斯日前均表达出对美联储加快缩减购债的积极态度；沃勒更是表示，明年3月存在加息的可能性。

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前景已有所分化，美联储以及英国央行“鹰”派气息渐浓，但欧洲央行以及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则依然相对宽松。欧洲央行在12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表示，将按计划在明年3月结束1.85万亿欧元规模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但同时明年会扩大另一项债券购买计划的规模，并且在结束净购债之前不会提高关键利率。另外，日本央行将继续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并宣布将于明年3月底结束抗疫融资计划。

IMF分析称，随着利率上升，财政政策需要进行调整，尤其是在债务脆弱性较高的国家。对于曾在疫情期间实施过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央行来说，如何调整政策使之可以在降低债务风险以及抑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如果全球利率上升速度超过预期，经济增长放缓，风险将被放大。金融政策的大幅收紧将加大负债最高的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压力。

中国银行研究院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主要经济体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政府部门债务规模显著提高，偿债压力上升，后续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空间有限，甚至可能会适时退出。预计2022年相关国家将更加重视发债节奏和债务偿还的可持续性。另外，主要经济体央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紧、资本追逐安全资产，增加新兴经济体汇率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加剧新兴经济体债务违约风险。

本文源自金融时报